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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代,如何善治城中村(二)
发布日期:2018-01-30 字号:[ ]

一座城市与城中村的斗争史

城与城中村的纠葛之深,莫过于北京。在北京的城中村,你可以听到许多人的成长史、奋斗史,也可以触摸到一座城市与城中村的斗争史。

80年代,外来人口催生新北京

“北京南城大红门地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浙江村,做服装加工和批发,这是北京最早的城中村。”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杨洁告诉半月谈记者。1985年后,北京商业流通领域逐步放开,包括服装、蔬菜、建材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可以从市场上自由采购。

杨洁说,浙江人选择南城的主要原因是交通方便、房租便宜。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大红门地区的地理位置,陆续在这里摆地摊,抱团取暖,做起了服装生意。

随着浙江人聚集,这里开始有了幼儿园、菜市场、诊所、理发店,甚至包括自发组织的治安联防队,大红门逐步形成了独特的“自治”社区。

几乎同时,在北京北部的立水桥地区形成了以从事建材批发为主要营生的“福建村”。以蔬菜销售为主的“河南村”、以装饰装修为主的“安徽村”也在北京逐步形成。

一位社会学学者说,是外来流动人口催生了新北京。

90年代,整治乱象与产业提升同步

如同众多的北京城中村一样,“浙江村”产销的商品大大丰富了90年代的北京市场,深受北京居民欢迎。

与此同时,城中村中的问题、乱象也开始凸显。当时有一些经营大户以合股形式与当地乡、村、生产队“合作”。当地出地皮,浙江人出资金,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两层楼房,再分别出租给流动人口,由此形成了居住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工业大院。

1995年,时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孙忠焕曾赴京调查“浙江村”。他回忆道,当时这样的工业大院一共有48个,经注册登记的常住经营户有3万多户。一个院子小的可容纳下1000至2000人、大的能容纳下4000至5000人。以后这里也被称为大红门“浙江村”48个大院。

由于人口密度大,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没有跟上,“浙江村”出现了环境脏乱差、治安恶化的问题,“连出租车都不敢去”。1995年,北京警方以严厉的手段全面清理整治“浙江村”,部分商户转移到河北发展。

如今,孙忠焕还记得,当时的整治行动规模大,受到中央高度关切。北京市一位副市长专门带领北京市15个部门的领导赴浙江举行说明会。

同一时间段,产业提升成为重要治理手段。北京在浙江招商引资,欢迎浙商去北京经商办企业,计划在大红门地区与浙商共同投资建造一个大市场和加工区。1995年后,北京西红门地区开始出现大型服装加工厂、大型服装批发市场。“浙江村”得以正名,并走上正常的商业扩张之路。

北京的“福建村”“河南村”等其他流动人口聚集地也经历过类似的治理过程。

新世纪,50个重点村成治理焦点

进入新世纪,北京城市快速扩张,人口激增,交通拥堵,房价高涨,“大城市病”严重。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落脚地,种种“脏乱差”再次成为社会痛点,再度进入政府治理议程。

北京官方数据显示,1999年北京市常住居民1257.2万人,其中常住外来人口157.4万人,而到了2000年,常住居民1363.6万人,其中外来人口256.1万人。这意味着当年年内,北京市外来人口净流入接近百万人。到了2010年,北京常住居民1961.9万,其中外来人口704.7万。

2010年,北京市宣布对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进行集中整治。北京市农委的一位官员总结这50个村的特点是“人口密度高、卫生环境脏乱、违章违法建筑多”。50个村聚集了120多万人,其中流动人口超过100万,部分村庄人口倒挂严重,外来务工人员人数超过本村居民10倍。

针对这50个重点村的整治策略是“调、拆、建、转、管”,即调规划:安排回迁住宅楼、集体产业和基础设施配套用地;拆旧房:阳光拆迁、先签约先选房;建新房:尝试先建后拆;转居民:村民集体转市民、与城市社保体系接轨;管服务:为新社区居民就业等提供培训。

为了多部门配合治理重点村,北京还成立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(简称城乡办),由一名市委常委任组长,两名分管城市建设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任副组长,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任办公室主任。城乡办定期召集国土规划、金融、园林、城建等部门共同议事。

2010年以来,北京在点上完成了50个重点村建设,从点到面,全面启动了北京城市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建设。政府更是不断总结经验,在拆迁安置补偿、集体土地利用新模式、“一村一策”等方面频频出招,村庄社区化管理等诸多改造方法、治理手段轮番上阵。

“治城”还是“治人”,不能再徘徊

不能说北京的治理没有效果,但城中村问题显然没有解决,不过是越搬越远罢了。曾几何时,治理中关村区域的城中村,让大批外来人口涌至唐家岭。当作为著名“蚁族”聚集地的唐家岭也早已成为整洁、有秩序的大型城市社区,一批一批来京寻梦者又将归于何处?

城市的迅速膨胀,在挤压城中村、挤破城中村的同时,将居住于此的人群驱赶至更为外围的城市边缘。不少专家和有识之士指出,“治城”还是“治人”,在治理城中村思路上,有着本质的差别。如果紧盯脚下、眼前需要对付的“脏乱差”,只是铲除了事,搬迁了事,那么城中村的人可以在另一个城市角落、另一个城中村聚集,看似不再的乱象又将死灰复燃。

“治城”无全局观,是治标,而非治本。“城中村是发展中形成的问题,要让居住于此的人们跟市民一样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。”城乡建设专家、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杨东朗说。

如今,北京不少城中村的村民被安置、能上楼,村集体土地上可试点建设租赁住房;农民变市民成股东,转型搞起物业服务经济。“可城中村不仅居住着原来的村民,更多的是流动着的外来人口。”一位长期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学者指出,城中村治理从“治城”转向“治人”,重点应关注、关心外来人口和低收入人群。

来源:新华网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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